阋墙御侮什么意思_阋墙御侮的典故

■“阋墙御侮”是炎黄精神的核心思想■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民抗战为什么能与全中国爱国志士的想法一拍即合？是“阋墙御侮”的传统基因起了决定性作用。

或许有人会问，何谓“阋墙御侮”？

“阋墙御侮”是九字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简称。“阋”，读xì，争斗、争吵；“墙”，屋子里、内部、国内；“御”，抵抗；“侮”，即外侮，外者欺侮。

整个成语的意思是：兄弟在家里争斗，受到外人欺侮就停止打斗，共同抵御外侮。

这句九字成语源于《诗经·小雅·常棣》，形成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因其文化内涵体现了华夏一统、和睦共处的卫国意志，故历代朝野皆视其为炎黄精神的核心思想而广为传承。

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在《第二次讨袁宣言》中说：“殊不知阋墙御侮，浅人审其重轻。”由于孙中山的名人效应，加上外敌入侵的严峻现实，“阋墙御侮”便成了那个时代抗御外敌的动员令和组合国力的黏合剂。其后的国共合作便是这一古训底蕴的产儿。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进行大屠杀。从此之后，兄弟阋墙，国共互敌，致使外侮加剧。

由于国民党政权下的白色恐怖，加上“莫谈国事”的长期禁令，“阋墙御侮”这一千古热语，便从传媒界以及文人交谈中销声匿迹了。渐渐地，中国出现了文化盲点：一些人只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竟不知其对立性词语“阋墙御侮”了。

■杨虎城让“阋墙御侮”走出冷宫■

让“阋墙御侮”走出冷宫，使之成为号令国人“共御外侮”者，不是文化大家，而是学历不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外敌侵华压力空前严峻。蒋介石却坚持他在当年7月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重申其“不抵抗”政策。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国人的愤怒。但迫于他的高压政策，人们大都噤若寒蝉。

唯有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出了“一致团结，共御外侮”的呐喊。

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五天，即1931年9月23日，杨虎城在报刊、电台发表了《泣告全国书》，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并以“阋墙御侮”之古训，批驳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他说：“各省袍泽，全国同胞，懔阋墙御侮之训，为安内攘外之图。”“尤祈我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

这是中国请缨抗日的第一位将领的第一份请战书。

看到这篇檄文，许多人为之一振：这位只读过几年私塾的陕军将领竟敢向蒋介石公开进言，劝其以“阋墙御侮”之训，替代其“攘外必先安内”之策。除了军事意义，还从思想和文化上向误国悖论发起了进攻，真是虎胆可敬，睿智可风！

■“攘外必先安内”迫使陕军走上联共之路■

对此，蒋介石恨之入骨。1932年6月，他在庐山五省“清剿”会议上再次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才是救国之策。他还说，“日本侵略是次要的”，“只要剿匪成功，攘外才有希望”。后来的迭次“剿共”会议，他都表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先安内。”

历史的风雨将杨虎城逼到了进退两难之境地。1933年春，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防区。蒋介石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而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部（亦称陕军）第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迅即扩编为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胡宗南的第一师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治，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处境亦不堪设想。

进退两难之际，杨虎城采纳了陕军第一谋士杜斌丞的建议，走上了“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御侮之路。但在行动之前，杨派属下第三十八军军部参议王宗山去南京索要粮饷，就势摸摸蒋介石对陕军的看法。

杨虎城派王宗山去南京面蒋，因为王宗山与蒋介石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

王宗山，原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23年，孙中山委派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王宗山，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沈定一，以“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的名义到苏联考察。蒋介石任团长，王宗山既是国民党代表，又是考察团秘书，还当翻译。去苏联考察学习三个多月，王宗山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孙中山逝世之后，王宗山又成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

杨虎城为使蒋介石释疑，并在陕军与中央军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便邀请王宗山来陕军任职。蒋介石则借机安插了自己的一个耳目。两厢情愿，王宗山成了陕军主力第三十八军军部参议。

王宗山到了南京，有名高官向他提示道：“这次面蒋，委员长倘若问起‘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怎么解释，你咋解答？”

王宗山照《成语词典》所示做了回答。

那名高官连连摇头道：“不可，不可，万万不可！杨虎城栽就栽在这句成语上。”

王宗山惊奇地请求“指点迷津”。

那人说：“作为武将，要求抗战，已属过激，还要以‘阋墙御侮’来替代‘攘外安内’，这让委员长的脸往哪放？他杨虎城喝多少墨水？懂什么‘阋墙御侮’？还不是身边谋士的主意！你呀，好自为之吧！”

王宗山表示惊讶：时局发展竟至如此厄境！他这次面蒋，虽然为陕军争取了一笔开拔费、药品及一批军需粮饷，但从蒋介石那冷言冷语的问话中，他听得出来，蒋介石对杨虎城已经产生了隔阂。

国难当头，王宗山考虑再三，决心追随杨虎城，“阋墙御侮”，秘密联共。

■《汉中密约》是“阋墙御侮”的统战之功■

当王宗山从南京返回西安时，杨虎城的三十八军已经遵照蒋介石的命令进驻陕南地区。为使“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动议落到实处，杨虎城向即将前往三十八军军部新址陕南汉中履职的王宗山当面交代了以下事宜：一、授权王宗山以三十八军军部参议身份协助孙蔚如军长，处理联共之事；二、令王宗山转告孙蔚如军长，派属下少校参谋武志平为出使红军的陕军密使；三、给武志平捎去杨的一封密信，这封密信就是杨虎城让武志平出使红军的亲笔手谕。这件亲笔手谕，乃是国共两支武装共同抗日的第一个御侮协定的有力佐证，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其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迄今仍在馆内珍藏着。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遵照杨虎城的密令，由孙蔚如军长委派，一大早就离开汉中，向红军驻地川北巴山走去。10多天后，他在川北通江县两河口小镇，向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献上见面礼，并呈上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的那封亲笔绢书：“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侈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国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

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看过绢书，深表赞同，即派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进汉中。1933年6月1日，两军正式会谈，达成四条协议：

一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物品；四是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部分地图，以表诚意。

这是红军第一个成功的统战协定，亦称《汉中密约》或《巴山协定》。它坚持了将近两年。对红军而言，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红四方面军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对陕军而言，因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

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三十八军率先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它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这个《汉中密约》，就统战而言，是人民军队统战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协定，也是中国抗战史上国共两支武装的第一个“御侮协定”。就思想意义和人心、军心的向背而言，《汉中密约》标志着“阋墙御侮”这一传统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战胜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西安事变是“阋墙御侮”的根本实现■

两年之后，“阋墙御侮”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更为奇特的历史作用。

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列举了日军侵华的严峻现实后再次宣告：“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这篇统战宣言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蒋介石在军事解决红军难以如愿的情况下，1935年11月决定，在继续进行军事“围剿”红军的同时，寻求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给蒋介石提供了中共《八一宣言》的有关线索，蒋介石命其设法寻找来看，后授意邓文仪回莫斯科与中共接触。张学良却不知深浅地充当了陕北“剿共”的急先锋，结果被红军吃掉了两个师。这才迫使他停下“剿共”步伐，下令前线将领“密切观察北边红军的动向”，以求新途。

那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尚未恢复电信往来。为使延安中共领导人尽快了解《八一宣言》，共产国际派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张浩秘密回国。当年11月，张浩到达陕北。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得知《八一宣言》的精神后，立刻加强共同抗日的统战工作。那时中共中央地处陕北，因此，当时最为重要的统战对象自然是陕军将领杨虎城。让谁来沟通杨虎城与中共上层的联系呢？一个重要人物默默地承担了此任，他就是南汉宸。

南汉宸，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天津中共北方局下属的联络局主持情报搜集工作，原系杨虎城属下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当张浩带回的《八一宣言》沿着中共中央的“风筝线”传到天津时，南汉宸迅即与十七路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申伯纯取得联系。

1935年12月，杨虎城和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突然有一天，杨虎城下榻处出现了一个远道而来的神秘人物，他就是专为杨虎城与南汉宸担任秘密联络工作的申伯纯。没人在场时，申伯纯递过一份《八一宣言》，说是“共产党的抗日大政方略尽在其中”。

杨虎城粗略一阅，不由得暗暗心喜：这《八一宣言》，与自己四年前的《泣告全国书》皆用了“阋墙御侮”之语，二者思想如出一辙。因此，他称赞说：“共产党联合一切不愿为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他对申伯纯说：“马上回天津去找南汉宸，问问具体办法，然后回西安找我。”

就在杨虎城与南汉宸频繁交往时，毛泽东在不知《汉中密约》真相的前提下，派出了与陕军将领未曾谋过面的中共密使汪锋持毛泽东的手书，去西安见杨。杨虎城既不认识汪锋，也未曾见过毛泽东的笔迹，疑为蒋介石在试探其“忠诚度”，故对来使不敢轻信，加上其他一言难尽的原因，造成了毛泽东对杨虎城的误会。后经一番解释，双方这才达成了共识。

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是从俘虏政策上着手的。《八一宣言》传到陕北之后，正值东北军“剿共”连遭惨败之际。红军将士给俘虏上课，主要内容：“红军、东北军皆兄弟。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愿意跟东北军一道打回老家去！”

被俘的东北军官兵非常感动。团长高福源自告奋勇，冒死充当“说客”，沟通了张学良与红军高层的往来。

此后，中华大地，果如《八一宣言》所言，出现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陕北的红军，三位一体的局面形成，就连生性好“阋墙”的蒋介石也被拉过来，形成了“共御外侮”的统一战线，谱写了规模空前的“御侮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