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0日凌晨，延吉市监狱。早饭后，看守巡监发现监狱的一座混凝土小仓库中，一张二层木架床下铺躺着一位形容枯槁、憔悴不堪的中年女人的尸体，由于生前大小便失禁，浑身臭烘烘的。
狱方在死亡登记表上写道：“姓名：荣氏；年龄：40岁；案由：伪皇后，6月10日释放，20日5时死亡。”
狱方把她安葬在延吉南山根，此人便是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
一、本有欲嫁之人,无奈做皇后
1906年11月13日，婉容出生于达斡尔贵族世家。其原籍在内蒙古自治区讷河市龙河乡满乃屯，达斡尔族，后编入正白旗。婉容高祖郭布罗·阿尔景，是咸丰年间的副都统，并封为武显将军、建威将军。
曾祖郭布罗·长顺，辅佐过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一生都在疆场上度过，1876年，任乌利雅苏台将军的长顺曾和左宗棠一起与沙俄作战，保卫了新疆。1885年，长顺调任吉林大将军后，赈济灾民，整饬吏治，铲除匪患，主编《吉林通志》，1894年率兵包围辽阳，击溃入侵日军，为国为民立下显赫战功。1904年逝世后，为了纪念其功绩，吉林百姓特为长顺修建了祠堂。
祖父郭布罗·锡布林世袭了一品侍卫，他生性平和，与世无争，与做官相比，更喜欢读书作画。到了父亲荣源持家的时候，清帝已退位，无官可作，也没有了朝廷的俸禄，荣源便学习经商，经常往返于京津。母亲爱新觉罗·恒馨，是宗室贝勒毓朗的次女，不幸在婉容2岁时去世，继母爱新觉罗·恒香对她视如己出。
荣源个性比较开明，所以婉容被送入美国教会学校，学习了一些英语、音乐和西方礼仪，但也系统地接受了儒学教育。
荣源和同仁堂老板乐东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曾商议结为儿女亲家，把婉容许给天津“岳记老药铺”的少东家乐某为妻。就在两家筹划此事时，1922年，15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开始筹备大婚，他随手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皇宫的圣旨下，宣17岁的婉容进宫。
民国时代，小朝廷还保持着皇帝的尊号，所以没人敢违抗圣旨。
婉容是不愿进宫的。在她出嫁之前，其弟润麟经常看到她在闺房里默默地掉泪。出嫁那天，她跟继母呆在一块儿，一直哭着。10岁的润麟不懂事，在一旁拍着手笑着嚷：“姐姐、妈妈哭了！”
婉容的继母虽精明强干、豁达开朗、敢作敢为——她喜欢打气枪，后来和荣源离了婚，但是，在封建时代，皇命不可违，无论婉容母女多么不情愿，逃婚不嫁是万万不能的。
1922年12月初，婉容出嫁那天，其父带着长子润良、次子润麟设香案，在家门前跪接圣旨。婉容被清廷仪仗和民国的西洋乐队、警察马队、陆军马队、保安马队等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送进皇宫。从此，开始了她不幸的生命之旅。
新婚之夜，溥仪进入坤宁宫，只见屋中一片暗红色，婉容坐在炕上，低着头。溥仪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他觉得憋气，不自在。他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门回养心殿了。剩下婉容孤零零坐在红色的洞房里。
面对着宫廷中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婉容不敢越雷池一步，整日只能和琴棋书画为伴。她甚至连民间一个普通女人应享有的自由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权利都没有。从精神生活角度看，她就是一只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没一点自由。宫里的规矩大，还有4个太妃，即同治帝的献妃（赫舍哩氏）、恭妃（阿鲁特氏）、庄妃（西林觉罗氏）和光绪帝的瑾妃（他他拉氏，珍妃的姐姐），每天光是各处走到请安问好，一个钟头都不够。
婉容进宫后，娘家的亲人或亲戚不经许可，是一律不准随便觐见的。婉容每次招见亲属都要经过溥仪的许可，交谈时只能聊聊天，或是问问外面的情况，彼此之间都存有戒心，不敢多说话，更不敢对某人表示特别亲近。被招见的人回到家里，也不敢对家人谈起宫内的情况，因为宫中事是严格保密的。
婉容会见亲室内眷或是会见自己的老师时，溥仪的二妹爱新觉罗·韫和常躲在屏风后面或门和窗外偷听。有人看见，她就假装路过或是找一个别的借口，这样婉容的一言一行就随时通过她报告给溥仪。
婉容很清楚，自己在宫中的一切行踪都被监视着。一次，一位叫邦荃的亲戚觐见婉容，婉容凝目不语，以手指空写“宫中黑暗”4个字。
婉容心地善良。1923年12月，当时婉容连封号都没有，也无朝廷俸禄，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赈济灾民。
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全国性的大水灾，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等省灾情极为严重。这是20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水灾。
9月20日，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也捐了一串珍珠以赈灾民。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京、津、沪的报纸相继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她所捐赠的珍珠项链。
《大公报》做了报导：“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末果。至昨为本社代收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二千五百元购得……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婉容对下人很宽容。有一次，在宫里吃西餐，其弟润麟发现太监在给每人上菜时都是放在左边，惟独把他的放在右边。他感到很不舒服，就对太监说：“应该在左边上！”太监听到后马上就换了个位置。
这时，婉容提示他说：“您就凑合着点吧。”她觉得弟弟太挑剔了，这点小事不应该为难太监。
那时，宫里忌讳说“打”字，太监和宫女也最害怕听到这个字。宫里规矩，只要说一声打，马上就有人拿来板子和家什准备打太监和宫女。
一次，润麟到婉容那儿玩，指着旁边的太监，跟婉容逗着玩儿说：“你说打他。”婉容一反常态，当时就冲他瞪眼：“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许说这个字，这是忌讳！”
二、跟随溥仪来到东北，被打入冷宫的婉容生不如死，选择了自我毁灭
1931年11月13日，溥仪被日本人引诱到东北。12月下旬，婉容随父亲荣源、哥哥润良、弟弟润麟等亲属在夜里被日本人诱骗到东北。
1932年5月，在受国联指派的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期间，婉容采取了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行动，她乘机派使者接触了代表团中的中国代表顾维钧。
使者告诉顾维钧，他是婉容派来的，希望顾维钧帮她从长春逃走，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无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溥仪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
顾维钧颇为感动。但他说：“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方法来帮她逃离日本人的牢笼。”
婉容没有因此气馁，还想逃出这人间地狱。1933年八九月间，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赵碧琰赴日，婉容托她帮忙东渡。当时，正在日本的溥仪三妹爱新觉罗·韫颖（润麟妻）给溥仪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结果又没能成功。
1934年，据说因为婉容先后和溥仪贴身近侍祁继忠和李体玉关系暧昧，被打入冷宫。
11月间，溥仪授意让婉容老师陈曾寿辞去讲席职务，婉容要求最后见陈师傅一面，溥仪不许。婉容一连哭了几个昼夜，直至发狂，自己剪去头发，溥仪仍是不理不睬。1935年1月后，连婉容的亲戚邦巽、邦荃也不敢再进宫了，这样婉容便陷于长期的精神上孤独无援的境地。
有一次，婉容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点起火来准备自杀，谁叫门都不开，连溥仪亲自去都不行。后来，没办法，溥仪只好把老丈人荣源叫来。
荣源叫人把门撞开，看见婉容穿戴整齐，坐在一张放在八仙桌的椅子上。火都点着了，差点没了命，父女俩见面就抱头痛哭起来。
从此，婉容再也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生不如死的她，便选择了自我毁灭。她已经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吸食鸦片。
早年在北京的皇宫里时，婉容就抽大烟。开始时，是溥仪主张她抽的，因为婉容每月痛经，有时候患头痛病。溥仪就让她抽大烟，一是治肚子疼，二是想以此来麻醉她。一来二去，她便抽上了瘾，愈抽瘾愈大，一直抽到两腿发软。从此，婉容因长期躺着不动抽大烟，连走路都很困难。
婉容被关在屋子里，与外界隔离起来。她失去了往日优雅的仪态，蓬头垢面。溥仪不许任何人看望她。她病得严重时，两腿不能下地走路。
由于长久被关在房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她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就哭着骂她的父亲荣源，骂他为了自己要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三、将婉容关进监狱，既不是因为她是皇后，也不是因为她是政治犯，而是因为她无家可归，放不掉，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她到处转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终于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树倒猢狲散，一群傀儡失魂落魄地逃到通化大栗子沟。
走投无路的溥仪只得在这条蚊蝇乱飞的沟里又一次宣诏退位。宣完诏，他就自顾自地从通化飞到沈阳，最后在沈阳束手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被押往苏联伯力劳改。而被丈夫抛弃了的婉容，疯且病弱，她嘿嘿地傻笑，以高级战犯家属的身份，被解放军押着，开始漫长的迁徙。
1946年春节前夕，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收容他们。由溥仪老仆严桐江带领，婉容、福贵人李玉琴、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及其女儿等一行上了汽车。汽车到通化后，他们暂时住在市公安局宿舍中。
1946年4月，解放军准备进驻长春，收容婉容等同行。
4月14日，长春解放。
婉容一行人住进解放军招待所，也就是原“厚德福”饭店。李玉琴、严桐江、徐恩允等仅剩的几人都被释放了。李玉琴曾回忆：“当时她看我来请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难忍，泪流满面。她眼光露出惊慌焦急的样子，嘴里发出两声‘呵！呵！’带哭腔的凄凉声音，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她也流泪了……我给婉容扯平衣服，盖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转过脸来看看我，一脸的痛苦表情。很快又变成冷淡的样子，又转过脸去。”
婉容无家可归，她的父亲、弟弟、继母被送到苏联赤塔劳改，兄长润良已回北京。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去。
5月23日，因国民党要夺长春，解放军将婉容几人从长春运到吉林市公安局拘留所。不久，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在敦化监狱呆了几天后，于5月末到了延吉市，把她们关进了延吉法院监狱。
将婉容关进监狱，既不是因为她是皇后，也不是因为她是政治犯，而是因为她无家可归，放不掉，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她到处转移。延吉监狱很大，一栋房子约有40个监房，每间都满员。
解放军将她们送进由混凝土仓库改造成的女监。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她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门口的饭也不吃。她在多年的压抑和鸦片的麻醉中已经精神错乱，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
6月初，有消息说国民党要向延吉打来，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解放军为婉容准备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见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临时改变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6人与婉容分离后转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剩下婉容留在延吉。
1946年6月20日，出现了开头一幕。
婉容不应该被遗忘，其悲惨的命运值得同情。作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她是被旧势力利用、压迫、摧残的典型。其生命历程涵盖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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